1919年10月吉日之前，五四运动的余温还在北平街头弥漫，各校学生社团的讨论从未停歇，当时不少学生觉得，光靠街头游行和临时集会，很难把进步思想传递给更多人，需要一份固定的刊物作为发声阵地，北大红楼的小教室里，常聚着傅斯年、罗家伦等几个学生骨干，他们已经私下聊过办刊的想法，只是还没敢公开提上日程，当时很多学生在咖啡馆碰面，点一杯最便宜的清茶，聊到深夜，就盼着能有个固定的地方记录这些想法，比如有个来自女高师的学生，经常把自己看到的女工受压迫的情况写在小本子上,就盼着能有地方发表出来。
1919年10月吉日当天，二十多位来自北平各校的学生代表，悄悄聚在了北大红楼的一间闲置自习室里，没有冗长的开场白，大家一坐下就直奔主题，先确定了刊物的核心宗旨：反对封建礼教，提倡平民教育，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，大家还定了刊物的名字，最后从几个备选里选了“新潮”，觉得这个名字能体现出冲破旧思想的劲头，会议开到下午四点，大家还特意定了每期的印数，先印两千份，主要在北平的高校宿舍、书店和茶馆售卖，也会寄给上海、广州的进步社团,让更多地方的人看到。
10月吉日之后的一周里，筹备组陆续收到了三十多篇来稿，内容涵盖女工权益、旧家庭批判、白话文推广等多个方面，大家花了两个晚上筛选，最后定下十二篇内容合适的稿件，还特意把一篇写女工工作现状的文章放在了试刊的头版，筛选稿件的时候，大家还特意把一些比较激进的内容做了修改，比如把直接骂军阀的话改成了更委婉的批判，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印刷所的选择也很顺利，之前傅斯年和老板有过合作，不仅给了优惠价，还答应帮忙保密，不会向官府透露刊物的动向，老板是个开明的中年人，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参加过维新运动,很愿意帮学生们做这件事。
后来这本刊物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《新潮》，它的出现确实推动了当时的思想启蒙，让更多年轻人开始反思旧制度的问题，如果现在想做类似的文化传播项目，也可以参考当时的做法：先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核心伙伴，明确清晰且贴合需求的宗旨，再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分工落实细节，还要注意规避可能的风险，比如避免过早暴露目标，这样才能把事情稳妥推进,不会遇到太多不必要的阻碍。